星期五, 9月 11, 2009
最好的時光──略談侯孝賢(系刊稿)2005.05.29
◎從侯孝賢談起
對於我們七年級生,許多人認識侯孝賢都是從《悲情城市》(A City of Sadness,1989)這部電影開始的,我自己本身也是,所以我想直接從這部電影開始,討論他和他的電影。
至於討論的範圍,則以侯孝賢執導、朱天文編劇的幾部為要,將焦點投注在侯孝賢的個性、喜好,以及他電影的特色、語言、與敘事結構,排開專業名詞與術語,排開政治爭議的區域。
在《悲情城市》之前,侯朱二人合作過五部電影,第一部《風櫃來的人》(The Boys from Fengkuei,1983)是侯孝賢個人自創風格建立的里程碑。就他自己描述,乃是在拍攝此部電影期間,看了編劇朱天文給的《沈從文自傳》,整個視野開闊,電影成為一種新的語言。
前五部作品,整體來說都帶有編導自身的成長經驗與青春題材,從第六部《悲情城市》開始匯入歷史記憶、城鄉問題與人文情感,與其後《戲夢人生》(The Puppetmaster,1993)、《好男好女》(Good Men, Good Women,1995)合稱「台灣三部曲」,先後涉及二二八事件、日據時期、四○與九○年代台灣。
其後《南國再見,南國》(Goodbye South, Goodbye,1996)以台灣嘉義為基點,寫實色彩轉淡,自己與人物、時光間產生距離,嘗試與再生;至於《海上花》(Flowers ofShanghai,1998),場景移至十九世紀北京的青樓長三書寓,看妓院大家庭閉鎖空間中男男女女的情感交縱、物欲橫流,精雕細究哀怨纏綿;《千禧曼波》(Millennium Mambo,2001)則改以台北都會為背景,跨越回憶與當下的日本,朱天文筆下的愛情。
◎珈琲時光──侯孝賢與小津
第一次上電影院看侯孝賢的電影,就是去年底在台灣上映的《珈琲時光》(Cafe Lu-miere,2004),忍不住先找了影評來看,在正負兩方的議論中,還是決定親身體驗一次視覺帶來的味覺與嗅覺洗禮。
在此之前相隔約一年(2003),台灣電影文化協會為日本映畫名匠小津安二郎(1903-1963)舉辦影展並同時出版專書,在印刻文學誌的專題刊載及各藝文訊息的吸引之下,甚至去聽了一場楊照先生的演講,幾乎全然陌生地做著筆記。這是我與小津的初識。
也許是在《珈琲時光》誕生以後,我才將這兩位中日大導的名字聯想在一起。這部電影是侯孝賢應日本松竹電影公司之邀,紀念小津安二郎百年冥誕而拍。閱讀了多位名家評者的文章,其中為數不少將二人並列而論,侯本身也曾擔任《尋找小津:一位映畫名匠的生命旅程》一書總編,發表〈重新再看小津安二郎〉一文,並多次談及自己與小津的異同。在此也從俗而論二人異同,並希望由此突顯侯孝賢的個人特質與風格。
首先關於拍攝技巧,侯孝賢最容易讓人聯想到小津的特色就是固定鏡頭,並且摒棄淡入、淡出、疊印、雙重曝光等技巧,多使用長鏡頭與空鏡頭,自然凸顯人物動態,並由鏡頭與人物的距離、情節的間歇休止營造出獨特如詩般的美感。
由於日本人在塌塌米上生活,若用高踞在腳架上的攝影機
來觀察這種生活,是不真實的,而須以盤坐在塌塌米上日
本人的視線水平,來觀察他們四周的人、事、物。小津鏡
頭少移動,到了晚年幾乎不動,唯一的標點符號是跳接。
……至於我的不動,是因為我喜歡用非演員。而非演員,
最好不要驚動他們。不能太靠近。……所以用中景,拍得
長,讓他們在我給的環境材料裡活動,我盡量捕捉而已。
為了捕捉真實,重組真實,以及對真實無以名之的偏執,
就變成這樣不動了。(侯孝賢〈重新再看小津安二郎〉,
《尋找小津:一位映畫名匠的生命旅程》P.vi;高雄市:
高雄市電影圖書館,2003)
從這段文字來看,他們喜用固定鏡頭的原因並不相同,而目的都是為了捕捉那樣珍貴的「真實」。
再次從劇情上,他們努力消融戲劇性於日常生活細節之中。對於小津,似乎追求的是最寬闊的細緻,樸實無華而內斂曖曖光輝能包容一切,節制感情;對於侯孝賢,他重視的是畫面、影像本身和場面氣氛,甚至捨棄情節的因果關係,即使隱晦到只剩下
表面的狀態。
另外是導演的介入與精確程度。侯孝賢自己描述拍攝《珈琲時光》的過程,不包場用非演員,劇情隨著演員的狀態和現場的環境來調整,自然捕捉而成就了他想要的真實:直接以底片試戲,再不厭其煩地重拍。而小津不喜用技巧來刻意營造效果,但實際上,他全盤參與編劇、場佈和拍攝過程,每個鏡頭長度、底片用量都精確而縝密,嚴格要求每個演員的音調速度等,為了達到他理想中的完美,不惜排練數十次。
侯孝賢發現了他們兩人之間決定性的差異:「他非常關心『人』,而且對之洞察細微。即使要表現再瑣碎的事物,他也要讓你看到全貌。……周邊的人認為小津導演的作品要比我含蓄,可我看來,他把故事清清楚楚展現出來,我卻拍得曖昧不明。」(〈全球化不等於文化的淪喪!〉《印刻文學生活誌》P.66;台北縣:印刻文學生活雜誌社,2004)
◎抒情詩人──他及他的電影
朱天文曾以「抒情詩人」來稱呼侯孝賢。對於他的電影,「詩」與「情」是兩個很重要的元素。
陳世驤說「中國文學的好處在於詩,不在小說。」;朱天文這麼說:「中國文學的榮耀並不在史詩。它的榮耀在別處,在抒情的傳統裡。……詩的方式,不是以衝突,而是以反映與參差對照。……詩是以反映無限時間空間的流變,對照出人在之中存在的事實卻也是稍縱即逝的事實,終於是人的世界和大化自然的世界這個事實啊。對之,詩不以救贖化解,而是終生無止的綿綿詠嘆,沉思,與默念。」(〈悲情城市十三問〉《悲情城市》P.12-13;台北市:三三書坊,1989)
詩的部份,我想就是源自於朱天文汲取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。寫於文字,演於人物,紀錄於聲音影像,剪輯於導演;發於心,感乎情。
從朱天文的文字、人物對白到侯孝賢的語言、畫面影像,一種獨特含蓄、高密度,屬於詩的氣氛與美感流逸而出。
引用侯孝賢對於新作《最好的時光》的話語:「召回的記憶所以美好,因為時光不能再現,永存的記憶就是最好的時光。」,那麼我想,屬於我們最好的時光,就是從影像記憶回歸自我,重返鉛華歲月的時間質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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